安史之乱的爆发对唐王朝来说，是一次堪比地震的冲击。但真正让政权出现断裂苗头的，并不是安禄山起兵的那一刻，而是皇帝本人在关键时刻的“失位行为”。玄宗为什么会选择仓皇逃亡？太子李亨又是如何被架到那个接班的位置？这些事表面上看是乱世中的被动选择，背后却早就埋下了伏笔。
唐玄宗在位时间很长，从开元年间开始，政绩赫赫，几乎成了盛世的代名词。但越到后期，他对朝政的掌控力就越发松弛。《新唐书》里提到，天宝之后，玄宗将大权交给杨国忠等亲信，自己沉湎声色。长期的“以宠代政”状态，让中枢系统极度依赖少数人运转，一旦出事，整个体系瞬间崩塌。
安禄山起兵前，朝廷其实早就有风声。像御史中丞张彖、右拾遗李齐运等人都在朝会上提出过“安禄山不可养”的警告，但被杨国忠一口否决，还反咬一口，说这些人是“妄议军政”。这在《旧唐书杨国忠传》里有明确记载。也就是说，唐玄宗不是不知道问题，而是选择性忽视了所有预警。
而安禄山真正起兵是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，起点是范阳。史料显示，安禄山号称带兵二十万，一路南下，几乎没遇上像样的阻挡。潼关被突破，是整个西京防线的崩盘点。到了756年六月，长安已经岌岌可危，这时玄宗才决定出逃。
但让人意外的是，他没有选择留下太子监国，而是带着杨贵妃、杨国忠，以及一大票近臣直奔蜀地。这个举动，无论从政治意义还是象征意义上讲，都是一次巨大的断层。皇帝不在了，帝都陷落了，太子也没露面，整个国家的权力中心一下子空了。
这时候，李亨的名字才真正开始出现在历史的正中。
他没有跟着玄宗走，而是留在了关中西线的灵武。这个选择看似偶然，其实也有迹可循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马嵬驿兵变后，禁军对杨国忠怒火中烧，把他就地诛杀，杨贵妃也因此被逼自尽。这是皇权第一次在军队面前低了头。玄宗开始意识到，自己已经压不住局面了。
再往后发展就更微妙了。玄宗刚准备继续动身，一群当地百姓就冒出来拦路。他们说得很直接：你走了，皇陵怎么办？长安怎么办？说白了就是——你是皇帝，不能说走就走。这段记载在《资治通鉴》里被称为“父老遮留”，是李亨留在灵武的关键一幕。
而玄宗面对这种“拦路”，没有坚持。他默默走了，把太子留了下来，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授权。这种沉默，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他不愿明说让太子接班，但身体却已经很诚实地交出了舞台。
李亨在灵武的处境并不轻松。一方面，他没有皇帝的正式授权，哪怕是太子，也没有“合法性”去称帝。另一方面，他周围的文臣武将开始频频“劝进”，希望他赶紧登基，稳定大局。这种局势放在任何人身上，都会是压力山大。
而李亨最终还是登基了。时间是天宝十五载七月十三日。这个时间点很重要，因为他刚到灵武才三天。也就是说，这不是“众望所归”后的水到渠成，而是一次压着时间点的主动出手。
很多史家，包括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在内，都对这次称帝有保留态度。因为玄宗还活着，没有正式让位，李亨的举动在形式上属于“逼宫”甚至“夺位”。但奇怪的是，朝野上下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反对，反而迅速接受了这个新皇帝。
这就要回到前面那个问题：为什么李亨能这么快获得支持？答案可能并不复杂。在战争状态下，人们更看重的是谁能把事情办好，而不是谁戴了合法的皇冠。玄宗已经证明了自己不再是那个能扛起国家的人，而李亨起码还在前线。
从长安到灵武这条线，其实是唐朝中央权力的“再定位”过程。当玄宗选择“出逃”，而李亨选择“留下”，权力的流向就已经发生了肉眼可见的转移。后来的军队、文官、甚至边疆民族政权纷纷“表态”，支持李亨，这种态势早已超出传统“父子相承”的框架。
更何况，在安史之乱的背景下，谁能站出来整顿军心、稳定财赋、号令四方，谁就是大唐真正的主人。李亨登基不是因为他是太子，而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，是唯一一个能站出来的人。
所以说，李亨不是“抢”了皇位，而是接住了那个没人敢接、也没人能接的皇位。抢，是主动；接，是承担。而历史，最终站在了承担者那边。
灵武，这座原本在边陲线上的小城，谁也没想到会在一夜之间成了整个帝国的中枢。李亨就是在那里，抢在一切还没彻底崩盘之前，登上了皇位。过程看着简单，但背后的复杂程度，远远超过表面那点“劝进”和“登基”。
那时候的长安已经不再是那个繁华的都城了。潼关丢了，皇帝走了，百官溃散，剩下的只是空荡荡的宫阙和满城的惊惶。安史叛军进城后，烧杀抢掠，几乎没人还指望朝廷能再恢复什么秩序。《旧唐书》里记载，安禄山进城后，任命伪官，控制仓储，搞得百姓人心惶惶。玄宗的撤退没有留下任何指挥系统，等于是彻底把中原交了出去。
而李亨的出现，成了一个意外的锚点。他不是带着万军而来，也不是靠一纸诏书召集天下，而是靠“还在这儿”这句话，撑住了局面。很多人当时就是抱着这种想法：皇帝跑了，太子还在，那就还有希望。
更关键的是，他称帝之后，灵武那边并不是空壳子。郭子仪带着朔方军五万人马赶来，这一批兵不是杂牌军，而是当时唐军中最能打的主力之一。李嗣业、李栖筠也紧随其后，携兵数千，主动入灵武听令。根据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，这些人不是被逼的，是主动选择归附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看得比别人更清楚，真正能打的那票人，心都向着李亨这边了。
而文臣那边也很快做出了表态。《新唐书肃宗纪》记载，衣冠士庶“归顺于灵武者，继于道路”。很多逃散在外的官吏、士族，听到李亨称帝的消息，纷纷动身前往灵武。有人路上遇难，有人绕远山区，有人甚至靠乞讨一路北上。这不是忠诚的体现，而是他们知道必须找个“正统”去依附，而李亨是他们唯一能看到的方向。
当然，这些人不是无条件投靠。他们能来，是因为李亨没挡住他们——他没有摆出“我是新皇帝”的架子，也没有急于“清算旧账”，反而把灵武变成了个开门的临时朝廷，谁来都接得住。这种姿态让人安心，也让人愿意留下。
而更现实的一点，是钱粮没断。
这一点很多人容易忽略。战争打到那个程度，朝廷控制的区域只剩西北和江南。北方交通线早就毁了一半，原来的大运河被叛军卡住，大量粮草运不出去。正常逻辑下，灵武是撑不久的。
但结果却出乎意料。第五琦在江淮一带搞出了“上津线”，也就是把江南的财赋顺着长江往西转，再从襄阳、上津绕到灵武。这条线虽然绕，但胜在安全。负责护送的薛景仙也不是吃素的，几次打退叛军劫粮尝试，保住了后勤通道。
这事在《新唐书第五琦传》里写得很清楚，不是突发奇想，而是第五琦主动请命提出的解决方案。换句话说，李亨虽然没亲自画路线，但他信了第五琦，也放权让人去干。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少见的“明智”了。
有兵、有粮、有文官、有合法性——这四条拼起来，基本构成了一个最低配但能运行的朝廷。而且运行得还不慢。
很快，灵武就成了“反攻总部”。各地勤王的节度使开始和他联络，甚至连西域的吐蕃、回纥也派人来表示愿意援助。别管他们是不是抱着算盘来的，起码在表面上，李亨已经成了“代表朝廷”的人了。
而在长安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虽然安禄山自称“大燕皇帝”，但老百姓并不买账。叛军在城里横行，但抵抗从没断过。有的百姓夜里点火烧军营，有的潜伏街头暗杀伪官，还有的干脆带头组织反抗。这些事《安禄山事迹》中多次提到，表明叛军在长安从来没真正站稳脚跟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些民间反抗，多数都不是为玄宗而起，而是打着“太子回来了”的旗号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人们认的不是人，是位置。皇帝跑了，谁留下谁就是皇帝。李亨留下了，就成了他们心里的那个“可以盼”的人。
这种“心理认同”其实比任何命令都管用。玄宗虽然还活着，但他不管事了；李亨虽然是“抢位”，但他在干事。民心这时候不是靠血统维系，而是靠行动凝聚。
所以说，李亨能撑下来，不是因为他天生有统治力，而是因为他在对的时间点，站到了对的位置上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没乱来。没有搞大清洗，没有先抓权后立威，而是一步步把人聚起来，把事撑起来，把局面稳下来。
他不是改变了这个乱局，但他让这个乱局没有彻底崩。他不是救世主，但当时的大唐，确实只有他能当这个接盘侠。
灵武称帝之后，李亨并没有获得一场盛大的登基典礼，也没来得及布置一场完整的朝政改革。他面对的是一场正在燃烧的大火，而他只是那个临时被推上去拿水的人。问题是，眼看火势越来越猛，他手里的水根本不够。这种局面下，他到底稳住了什么？
最先被他稳住的，其实不是敌人，而是自己人。
别看他登基那天朝堂上连30个大臣都凑不齐，但就是在这点人里，有郭子仪、李嗣业、李光弼这种能打的，也有第五琦、李泌这样能想的。他们不是被命令来的，而是“认了这个局”。这在那个讲究忠君的时代，其实挺罕见的。大家嘴上说的是“太子登基，天命所归”，可心里想的，是“这人能不能带我们活下去”。
而李亨没有让他们失望。他没急着清洗旧人，也没急着立威。他知道自己是“抢了位”，就没装作天命加身。他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派人安民、修通道、稳军心。具体怎么干的？比如灵武周边的粮草紧张，他就让第五琦直接接管江淮财赋系统，用绕路的方式把江南的物资送上来。第五琦在《旧唐书》里说得很清楚：灵武能撑住，靠的不是宫中有仓，而是江南有人。
要说李亨聪明，他聪明在“知道自己撑不住”。所以他从不独断。他听李泌的话，也信郭子仪的判断，甚至对李辅国这种宦官，也给出一定权力空间。很多后世史家批评他对宦官太纵容，但在当时那个乱局里，宦官掌握着实际军权，李亨只能选择“暂时合作”。
而敌人那边，也没他想的那么稳。
安禄山虽然刚刚称帝，但他身体已经出了大问题。根据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，他患有严重的眼疾、肥胖症，行动迟缓。更重要的是，内部分裂开始显现。史思明、安庆绪这些人，名义上听命于他，实际上都在盘算自己的地盘。安禄山称帝一年多，就被亲儿子刺杀，政权直接断裂，这给了李亨喘息的机会。
而就在这种缝隙里，李亨一点点往回收。
从灵武往回打，第一步是重建正统。他没有急着进军，而是先恢复朝廷的仪轨，发诏书、封官职、安抚地方。等到郭子仪准备好，他才下令“收复长安”。这场战役打得不轻，但最终在至德二载（757年）正月，唐军收复了西京。李亨这时候没急着回城，而是让郭子仪驻守，自己继续待在灵武，稳住后方。
直到756年年底，玄宗在四川听说长安收复、太子称帝的消息，才下诏“禅位”。这道诏书来得晚，但意义重大——它不是开始，而是一次“追认”。李亨从“抢座”变成了“正统”，从那一刻起，没人再敢质疑他是“谋逆”。
但问题并没有结束。安史之乱并没有因为长安收复就结束。史思明在河北越打越强，唐朝的控制力始终没能恢复到开元年间的水平。更麻烦的是，李亨这边也出了新问题——宦官势力开始抬头。
灵武称帝时，李辅国就在身边。他既是护驾功臣，也是李亨早期最信任的人之一。但随着战争推进，宦官掌握的军权越来越大，朝堂逐渐向“内廷”倾斜。后来李亨病重之际，继位安排甚至是李辅国一手操办的。这种“以宦制政”的局面，正是在灵武登基那一步埋下的种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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